太史公家族的成员

史景迁的汉学写作，将西方世界的目光一次次转向东方。

最近，这位78岁的汉学家来到北京、成都、西安、上海，一路走来，每场演讲皆博得满堂彩。

“我也很惊讶，”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要花很多时间把中文翻译成英文，现在我的书被从英文翻成中文，这种感觉太奇妙了。”

自199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将他的《天安门》一书引入中国公众视野以来，史景迁已有12部著作先后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

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在专业领域拥有崇高威望的他——乔纳森·斯宾塞(Jonathan D. Spence)，谈及他的中文名字“史景迁”时说，这是他在耶鲁大学读博士学位期间，中国史学前辈房兆楹给他取的。“房先生对我说，你欣赏《史记》的叙事笔法、景仰司马迁，你英文名字中有个S，S与史相谐，就叫史景迁吧。”

“我非常喜欢中国读者叫我‘史先生’！”他说。

他的学术研究亦如他的中文名字所代表的传统，既注重史学的真实性与科学性，又重视史学的文学性与艺术性，这正是中国读书人宗奉了两千多年的“文史不分家”。

史景迁说，他被中国读者认识并喜爱，主要是因为他传承了司马迁讲故事的绝活儿。

他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评价：这场“史景迁旋风”是司马迁史学传统在中国的一次回归。

东西方曾经的美好时代

史景迁此行给中国听众带来了两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下子把东方与西方拉回到那个曾经的美好时代。

1684年，一位28岁的中国人来到了法国，让法兰西对中华文明大开眼界。

他叫沈福宗，1658年生于中国南方，自幼饱读诗书。他跟随一位耶稣会神父前往罗马。这是目前所知的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华人海外出访，引发了史景迁的浓厚兴趣。

1683年沈福宗先到了荷兰，从那儿又去了罗马，然后来到巴黎。

“那位神父和沈福宗把《论语》翻译成拉丁文，并带到了欧洲。”史景迁向本刊记者讲述，起初他们想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因为那里是当时欧洲最大的文化中心，但没能如愿。他们又尝试在罗马出版，因为基督教首领教皇居住在罗马，结果因出版费用太高而被拒绝。

他们又试图在英国和法国出版。英国人对《论语》很有兴趣，可牛津大学的博德林图书馆只是买了一本译稿，却没有为出版提供资助。

最终，为这本拉丁文《论语》的出版提供资助的，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他与康熙是那个时期东方与西方最有势力的两位国王。

史景迁从法国国王的账簿上发现，路易十四非常慷慨，他不仅资助了《论语》的出版，还资助了《孔子的生活》《中国历史概要》等介绍中国的书籍出版。

拉丁文《论语》成了畅销书，法国的顶级学术期刊居然发了长达7页的书评，而对牛顿《数学原理》的书评才不过1页。

“沈福宗作为一个中国人，并没有忌讳向路易十四行三跪九叩之礼。”史景迁说，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东西方关系处在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

顺着这个线索，史景迁给中国听众带来了另一个故事。

1694年的一天，法国巴黎的宫廷里发生了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时值法国的“中国热”持续升温。中国，在彼时欧洲人眼里，是一个神圣的国度，是人类文明美好的化身。

这一天，法国宫廷闯来一个女子。她用磕磕巴巴的法文讲述自己的身世，甫一开口便语惊四座：她竟然宣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且还是一个中国公主！

她自述她是康熙皇帝的女儿，远嫁日本王子。在前往日本途中，被荷兰海盗所掠，辗转到了法国。这个女子的这番话，充分满足了整个巴黎社会对东方的好奇。

刚好一位在中国生活了20年的耶稣会神父回巴黎述职，闻知此事，当面造访这位“康熙的女儿”。这一见，事儿就闹大了——冒牌中国公主的“东洋镜”终不可持。

这两个故事所处的时代，是西方“崇洋媚外”的时代，他们崇的“洋”正是中国。

史景迁在大英博物馆、梵蒂冈档案馆和巴黎古史文献馆的密室深处，默默耕耘，勾勒出那个时代的一角。

“我的下一本书，写的就是关于沈福宗的故事。”已经从耶鲁大学教席上退休的史景迁，对那个温情时代充满了敬意。

西方的“观测”

东西方的温情时代，因1792年至1794年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发生了转折。

作为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戛尔尼率领庞大使团参加乾隆皇帝83岁生日典礼，希望与清廷就解除当时的贸易限制、设立使馆等达成一致，却未能成功。40多年后，英国人用战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在西方人看来，这一切与当时的全球贸易有关。而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与早期西方对中国描述的脉络也不无关联。

史景迁从治学伊始，就致力于对西方汉学史的搜集与挖掘。1998年，在耶鲁大学的一个研讨会上，史景迁使用了“观测”(sighting)一词来描述西方对中国的探知。大量西方对中国的“观测”，正如雷蒙·道森在《中国变色龙》一书中所分析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在不同的场合被赋予了许多相互对立的特性，时而靓丽光鲜，时而暗淡晦涩，犹如一条变动不居、难以捉摸的“变色龙”。

对于一些西方“观测者”来说，中国有着以优雅礼仪和古老智慧为表征的优越文明；而对另一些“观测者”来说，中国则是个残暴专制以及有着许多不诚实民众的国度。

对此，史景迁给出了大胆的解读：西方“观测者”们对中国自相矛盾的看法和认知，其实是他们思考自身文明的状态的反映，是西方对东方镜像的“集体观测”。

14世纪中叶，《马可·波罗游记》轰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自此中国成了西方人的文明梦境，也成为他们的理想国和奋斗目标。那时，描写中国的著作几乎是赞美中国的大合唱，尤以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大师们的热情最为高涨——孟德斯鸠和卢梭都在著作里把中国描绘为圣地。

此后一个世纪，随着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增多，与中国各类交往特别是商业活动的增多，渐渐出现了不和谐音。西方希望中国开放市场，而中国人对此毫无兴趣。

“大英帝国对他们的工业产品一直引以为豪，乾隆皇帝却说，我不想开放市场，中国已经够好了。”史景迁对本刊记者说。从此，情况发生了变化。

西方人开始受其优越感陶醉和“神圣使命感”驱遣，在经济利益鼓动下，扬言要声讨中国并改造中国。大英帝国充当了急先锋，鸦片战争爆发。

这种西方“观测者”的本土视角，为后来一个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侵略和统治，创造了巧妙的内在“合法逻辑”。

“我为什么要背叛莎士比亚？”

对于“史景迁热”，中国学术界有人说，这是中国人从关注西方到关注自身转变的一个信号，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人开始对自己发生兴趣了。

“这真是一种非常棒的观点，”闻听此说，仿佛觅到了知音一般，史景迁温厚地笑起来。

史景迁的生活和治学背景很传奇。他于1936年出生在英国，因钟情于古代中国文明，1959年他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到美国耶鲁大学深造，受业于美国汉学家芮玛丽和来自中国的老师房兆楹。

芮玛丽和她的丈夫瑞沃涛都是西方非常著名的中国学学者。他们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在北京，经历了抗日战争，因舍不得离开中国被日寇抓进集中营，他们对中国的热爱矢志不渝。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当时也在中国，和中国文化界有着更深的交往。这些导师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陶冶了史景迁的性情。

比较起来，房兆楹在中华文明的研究方面对史景迁的影响更大。经芮玛丽介绍，史景迁在撰写博士论文《曹寅和康熙皇帝》时专门到澳大利亚求教于房兆楹门下。

史景迁记得，有一次房先生读完他的文章后感觉很满意，给他批回时用打字机留言“看上去有了很大的进步”，批完以后又觉得太过慷慨，于是仔细用墨笔将“很大的”几个字划去，换上了“不小的”几个字。

后来，这篇论文被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旋即被评为优秀学术著作。史景迁深深体味了中国人强调的做学问十年磨一剑方能所向披靡之理。此后，半个世纪以来，他出版了14本专著。

“我是一个在美国书写中国的英国人。”史景迁如是定义自己的身份。几乎全部的学术生涯都是在美国耶鲁大学度过的他，至今没有加入美国国籍。“我为什么要背叛莎士比亚？”他反问。

司马迁，则是他遇到的来自中国的“莎士比亚”。

“我第一次知道司马迁，是在一本小册子上，是一个很短的传记。”史景迁说，“我知道他很会讲故事，知道他的著作讲述了中国的很多家庭、普通人以及组成中国的很多小国家。我也知道他经受了巨大的苦难，受到了残酷的惩罚，但是他没有放弃，还是在坚持写作，坚持讲故事。”

史景迁的第一篇关于中国的论文，研究的是司马迁的《孔子世家》，考察司马迁如何在汉代讲述孔子的故事。他认为，自己秉承的文史兼修写作风格，正是司马迁在中国史学史上开辟出的道路。

“史景迁的著作必须划入《史记》的类别之内，这是无可争议的。”史景迁的老朋友、老同事、耶鲁大学教授余英时认为，才兼文史，是史学家的真本领，也是史学的归宿。

“我一直试图向中国的传统学习，向司马迁学习。”史景迁说，“我只是很幸运地成为这种伟大传统的一员。”（记者 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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